1983年1月17日溢诚优配，行刑前，王仲对身边的检察干部李向东说：“你可得记住了，当了官，千万莫伸手。不该是你的东西，一分一毫都不能要……伸手，必被捉啊！”
这番临终前的“警世恒言”，出自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腐被枪决的县委书记之口，听来不免让人五味杂陈。一个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同志，缘何走到了这一步？又是什么样的案情，竟让一向稳健的陈云同志拍案而起，下了“必杀令”，即便有人求情也毫不动摇？
这事儿，得从那个风云激荡、万物复苏的年代说起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改革的春风吹遍南粤大地。毗邻港澳的广东，成了风口浪尖。当时，内地物资相对匮乏，而对岸的“洋货”——电视机、冰箱、收录机，对普通百姓来说，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于是，一条特殊的“谋生之路”——走私，在沿海地区悄然兴起。海丰县，便是这股浪潮中的一个典型。
王仲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于1976年调任海丰县委书记。说起来，这位老革命最初的履历是相当漂亮的。他上任伊始，雷厉风行，重拳打击走私，整顿社会风气，工作干得有声有色，颇有口碑。面对查抄上来的琳琅满目的走私品，他也能做到目不斜视，两袖清风。可以说，他有过一段真正想为一方百姓干点实事的好时光。
然而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，能抵挡住大风大浪的英雄，有时却可能在细微之处翻了船。压垮王仲理想防线的，说来有些不可思议，仅仅是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
在那个年代，电视机绝对是稀罕物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海丰这个走私猖獗的地方，很多普通人家里都有，周围的同事、干部家里也基本配齐了。唯独他这个县委书记家里，还是一片空白。这种微妙的心理失衡，成了他防线上最薄弱的一环。当一个本地广播员，以探亲为名，想求他批个去澳门的条子，并顺手将一台电视机塞给他时，王仲犹豫了。
那一番推拉与“被逼无奈”的收下溢诚优配，现在看来，更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易。一个口子一旦撕开，洪流便会汹涌而至。很快，王仲能批条子的消息不胫而走。上门“求助”的人络绎不绝，带来的“小礼物”也从电视机、收录机，升级到了电冰箱、洗衣机。王仲的家，俨然成了一个小型的“洋货”陈列馆。
从被动收礼到主动索贿，从满足于自家享用到将多余的电器变卖换钱，王仲的贪欲雪球越滚越大。他忘了初心。更危险的是，他还兼任着海丰县打击走私指挥部的总指挥。这个本该是斩断走私链条的权力，反倒成了他中饱私囊的利器。
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关罚没的物资仓库。起初，他还找些“照顾上级”、“工作需要”的借口，从仓库里往外拿东西。到后来，借口都懒得找了，看上什么就直接拉走。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他甚至默许、暗示手下人也“分一杯羹”，企图构建一个利益共同体，把所有人都拉下水。一时间，整个海丰县的吏治风气迅速败坏，走私活动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愈加猖狂，甚至被外界戏称为“远东国际市场”。
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一封封揭发王仲贪腐问题的举报信，如雪片般飞向了省纪委、中纪委。广东省纪委不是没有察觉，但派下去的调查组，要么被王仲构建的腐败网络挡在门外，要么就是被糖衣炮弹所腐蚀，几次调查都无功而返。王仲甚至公然叫嚣：“有人想把我赶走，看谁先走！”其嚣张气焰，可见一斑。
转机出现在中纪委直接介入之后。1981年，《南方日报》刊登了一篇揭露王仲问题的文章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从1979年到1981年，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，王仲利用职权，侵吞缉私物资、收受贿赂，总案值高达69749元。
这个数字，在今天看来或许不算惊天大案。但我们必须知道，在八十年代初，一个国家干部的月工资不过几十块钱。这近7万元，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不吃不喝一百多年的工资总和！其性质之恶劣，对当时党风、政风的破坏力之大，是难以估量的。
这就不难理解，为何陈云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会气得手抖。他当即批示：“我主张严办几个，杀几个，判刑几个，并且登报，否则党风无法整顿。”这份报告转到邓小平同志案头，批复更是言简意赅，力重千钧：“雷厉风行，抓住不放。”
即便是在被捕后，王仲依然心存侥幸，百般抵赖。他甚至精心准备了两套账本，企图蒙混过关。在看守所里，他还被发现偷偷藏了刀片，意图自杀以逃避审判。这种种行为，都表明他并非真心悔过，而是畏惧党纪国法的严惩。
1982年12月21日，法院一审判处王仲死刑。他随即上诉。此时，一些人为他求情，念及他曾是老革命，有过贡献，希望能够“枪下留人”。
我个人认为，陈云同志之所以如此决绝，看的绝不仅仅是王仲贪污的这区区几万块钱。他看到的是，在改革开放这个全新的历史关口，如果不能对这种以权谋私、严重腐蚀党的肌体的行为予以最严厉的打击，那么党的威信何在？国家的法治何在？改革开放的大业又如何能顺利推进？因此，王仲一案，必须严惩，必须成为一个警示，一个标杆。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，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。
最终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1983年1月17日，王仲被执行枪决。
一声枪响，结束了一个堕落的生命。一个在枪林弹雨中挺过来的老革命，最终却倒在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堆“洋货”面前。他的悲剧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，也为那个激荡变革的时代，留下了一声沉重的叹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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